1974年的一天，昆明军区政治部突然收到一份令人震惊的检举材料。材料中称，一位在贵州担任过军区司令员的高级将领，曾经贪污了数量惊人的烟酒。这位将领，正是时任昆明军区副司令员的开国中将田维扬。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，这样的检举足以让一位将军身败名裂。然而，新任昆明军区副政委王宗槐接手调查此案后，却发现事情并非表面那般简单。到底是怎样的历史渊源，让一位开国将领陷入如此险境？王宗槐又是如何在风雨飘摇中坚持原则，还一位功勋卓著的老将军一个清白？
世人都说田维扬将军是从战火中走出来的红军将领，却鲜有人知他年轻时曾在国民革命军服役。1927年的鄂北起义，改变了这位年轻人的命运轨迹。那一年，他随部队参加了震惊全国的南昌起义，亲眼目睹了反动派的倒行逆施。
起义失败后，田维扬辗转来到湘鄂边区。1929年的一个深夜，他带领自己的部下，毅然举起了＂举枪抗命＂的旗帜，率领全连官兵加入了彭德怀领导的红五军。从此，这位年轻的连长便与中国工农红军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在红五军期间，田维扬屡建战功。1930年秋，红五军在湘鄂边区遭遇军队围剿。一天夜里，田维扬带领一个连的兵力，在芷江一带设伏，打退了敌军一个营的进攻。这一仗，不仅为主力部队争取了宝贵的转移时间，还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。
土地革命时期，田维扬先后在红三军团和红十五军团任职。在红三军团期间，他参与了著名的＂四平山战役＂。这场战役中，他临危受命，带领一个营的兵力强渡湘江，为红军主力创造了突围的有利条件。
抗日战争爆发后，田维扬被调往八路军一一五师。在晋察冀边区，他带领部队开展游击战，打出了一片天地。1938年冬天，日军对晋察冀根据地发动＂扫荡＂。田维扬指挥部队采取＂四面出击＂的战术，将优势兵力分散在各个关键地段，成功牵制了日军主力。这一仗，他们共消灭日伪军300余人，缴获大量武器装备。
1940年，田维扬又被调往新四军第三师。在皖南事变后，他带领残部突围，转战江淮大地。在这期间，他创造性地开展了＂地雷战＂＂麻雀战＂等游击战术，成功保存了革命力量。
抗战胜利后，田维扬随大军挺进东北。在辽沈战役中，他担任师长，指挥部队攻克了多个军队的据点。在一次进攻战斗中，他的部队遭遇顽强抵抗。田维扬采取＂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＂的战术，从敌人意想不到的方向发起突击，一举突破了敌军防线。
这些战功为他赢得了军中将才的美誉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他先后担任副军长、军长等职务。然而，谁能想到，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开国将领，在多年后却会遭遇一场莫须有的指控？这背后又有着怎样曲折的故事？
1957年，田维扬调任贵州省军区司令员。与其他开国中将相比，这个任命似乎显得有些特殊。当时，许多中将级别的将领都已担任大军区副职，而田维扬却被任命为正军级别的省军区司令员。
在贵州的八年时光里，田维扬从始至终保持着战争年代的艰苦作风。据贵州省军区的老回忆，田维扬住在一间简陋的平房里，房间里除了一张木板床、一张办公桌外，再无其他家具。每到夏天，蚊虫肆虐，但他从不让人为他安装纱窗。
1958年，贵州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旱。田维扬带领省军区机关干部下乡帮助群众抗旱。在遵义的一个村庄，他发现当地农民用竹筒挑水灌溉，效率极低。他立即调动军区工程部队，帮助村民修建了一条三公里长的引水渠，解决了三个村庄的灌溉问题。
在贵州期间，田维扬推行了一项创新性的军民共建计划。他组织军区部队参与当地基础设施建设，仅1959年一年，就完成了十多条山区公路的修建工作。与此同时，他严格管理部队，明令禁止任何人借机要求地方提供特殊待遇。
1960年，贵州某县发生山体滑坡，造成交通中断。田维扬立即组织部队参与救援。在救援物资紧缺的情况下，他下令将军区储备的部分粮食调拨给灾民。这些粮食原本是按规定留作军队储备的，但他认为救民于水火更为重要。
田维扬还很重视军队的廉洁建设。1961年，有人送来一箱茅台酒作为节日慰问品。他当场退回，并在全军区下发通知，严禁接受任何形式的礼品。他还在军区机关推行＂三不＂制度：不允许公车私用、不允许借公务之便接受招待、不允许用公款购买香烟酒水。
在物资匮乏的年代，田维扬主张军队要勤俭节约。军区机关的办公用品严格按定额发放，就连自己用的铅笔也要用到只剩两寸才换新的。每当有下级单位来汇报工作，他都要求一律不准搞接待，最多给安排一顿简单的工作餐。
1963年，贵州省军区承办了一次全国性的军事会议。按惯例，类似会议都要准备一些地方特产作为礼品。田维扬得知后，立即叫停了采购计划，表示＂开会就是讨论工作，不能搞这些额外的事情＂。
这样的工作作风，在当时赢得了基层官兵和地方干部的普遍赞誉。然而，十多年后，这段清廉的岁月却被人恶意歪曲，变成了一个荒谬的＂贪污案＂。那么，这场风波究竟是如何开始的？又是谁在背后兴风作浪？
1974年3月的一天，昆明军区政治部收到了一封来自贵州的检举信。信中声称，田维扬在担任贵州省军区司令员期间，利用职务之便，贪污了大量茅台酒和中华牌香烟。检举人列举了具体数字：从1958年到1965年，田维扬共贪污茅台酒436箱、中华烟268条。
这封检举信一经送达，立即在军区高层引起了轩然。按照当时的物价标准，这些烟酒的价值相当于一个团级单位半年的经费开支。更为严重的是，检举信中还提到，这些烟酒都是用军区专项经费购买的。
检举信的署名是＂贵州省军区后勤部原干事张明＂。经查证，此人确实曾在贵州省军区工作过，但于1962年就已调离。更令人生疑的是，检举信中提到的很多细节都与真实的情况不符。
例如，信中称1960年春节，田维扬曾一次性领取茅台酒48箱。但根据贵州省军区的档案记录，那年正值自然灾害时期，军区严格执行节约制度，春节期间根本就没有发放任何酒品。同样可疑的是，信中提到的某些购买日期，恰好是田维扬外出执行任务的时候。
更让人费解的是检举信的时间点。为何需要等到1974年，也就是事情发生将近十年后才进行举报？当时的政治氛围下，这种检举非常容易被扩大化，给当事人造成不可挽回的影响。
在接到检举信后，昆明军区政治部立即成立了专案组。由于案情重大，军区党委决定由新任副政委王宗槐亲自挂帅，负责此案的调查工作。
专案组首先对检举信的内容做了初步核实。他们调阅了贵州省军区1958年至1965年期间的所有财务档案，包括经费支出明细、物资采购记录等。结果发现，这些年度的烟酒采购数量远低于检举信中所述，而且每一笔支出都有详细的用途说明和领用记录。
随后，专案组又走访了当时在贵州省军区工作过的干部。多位老都证实，田维扬在任期间不仅生活简朴，而且对公款使用极为严格。就连给上级首长接待用的烟酒，他都要求严格按标准采购，多一分钱都不行。
在深入调查过程中，专案组逐渐发现了一些蹊跷之处。检举信中提到的张明，虽然确实在后勤部工作过，但他从未直接负责过物资采购工作。而且，他在1962年调离时，还因为工作期间的一些违纪行为受到过处分。
更耐人寻味的是，专案组在走访中发现，就在检举信寄出前不久，张明曾试图通过关系调回贵州省军区工作，但被拒绝了。这个细节，为整个案件增添了新的疑点。这场检举到底是出于何种目的？背后是否另有隐情？
面对这起看似简单的检举案，王宗槐采取了一系列非同寻常的调查措施。他首先要求专案组成员放下预设立场，以事实为依据开展调查。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，这样的做法颇显勇气。
1974年4月，王宗槐亲自带队前往贵州，开展为期一个月的实地调查。调查组首先走访了贵州茅台酒厂。通过查阅1958年至1965年的销售记录，发现贵州省军区在这期间的采购总量仅为67箱，远低于检举信中所述的436箱。而这些采购都有明确的用途：部分用于接待上级首长，部分用于重要会议，每一箱酒的去向都有详细记录。
在调查中华香烟的问题上，王宗槐更是独具匠心。他找到了当年负责军区物资供应的贵州省烟草公司，调取了所有供货记录。结果显示，军区采购的香烟数量不仅没有超标，反而低于其他同级单位。更重要的是，每条香烟都有专门的领用登记表，记录了具体用途和领取人员。
为了还原真相，王宗槐采取了一个特殊方法。他让专案组成员根据当时的制度规定，重新计算了一遍军区八年来应该采购的烟酒定额。计算根据结果得出，就算按照最高标准，军区的实际采购量也只有定额的三分之二左右。
在走访调查中，一个意外的发现引起了王宗槐的注意。1962年，也就是检举人张明调离的那一年，军区进行过一次内部审计。审计报告中提到，张明在负责物资保管期间，曾有过多次违规领用物资的记录，其中就包括未经批准私自领取香烟。这个细节，为理解检举的动机提供了重要线索。
王宗槐还发现了另一个关键证据。1963年，田维扬曾下发过一份关于严控烟酒采购的通知。通知中明确规定，军区各单位一律不得超额采购烟酒，所有采购一定要经过严格审批。这份通知的存在，与检举信中所描述的＂大量采购＂形成了鲜明对比。
调查期间，王宗槐还专门走访了当时在军区机关工作的老。一位退休的后勤处长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：田维扬在任期间，每次上级来检查，都要求把库存的烟酒数量如实报告，从不允许弄虚作假。这种做法在当时被认为＂太死板＂，但也正因如此，军区的物资管理一直很规范。
经过详细调查，专案组还原了一个重要细节。1960年，贵州遭遇特大自然灾害，田维扬主动提出把军区储备的部分烟酒变卖，用收入购买粮食支援灾区。这一决定虽然不合规定，但却体现了一个军人的担当。
到1974年5月底，各项调查基本结束。证据说明，检举信中的指控完全不能成立。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，如何公布这个结论，确实需要勇气和智慧。究竟该如何既还一个老将军清白，又不落人口实？这成了摆在王宗槐面前的最后一道难题。
1974年6月15日，昆明军区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。会上，王宗槐代表专案组宣读了长达两万字的调查报告。报告详细列举了大量确凿证据，系统驳斥了检举信中的不实之词。在场的军区领导无不为之动容。
专案组的调查的最终结果很快上报至总政治部。当时的总政治部领导对这份调查报告给予了高度评价，认为其调查方法科学严谨，结论客观公正。1974年7月，总政治部正式批复，认定检举内容完全失实，并要求昆明军区及时向田维扬说明情况。
然而，这个结论并未立即公开。考虑到当时的特殊政治环境，军区领导决定暂时将此事低调处理。直到1975年初，才在一次军区干部会议上，由王宗槐亲自通报了这个案件的调查结果。
1975年3月，专案组又有了重要发现。通过进一步调查，他们查明了检举信的真实背景。原来，检举人张明在1962年调离贵州省军区后，曾多次试图重返军区工作。1973年底，他再次提出调动申请，但因之前的违纪记录被拒绝。这次受挫后，他便写下了这封检举信。
1976年10月，随着＂文革＂结束，全国各地开始为冤假错案。昆明军区决定，将田维扬案件的调查过程和结论完整归档，并向军委报告。军委对此格外的重视，责成总政治部对这起检举案进行最后的复核确认。
1977年春，总政治部派出工作组重返贵州，对原专案组的调查的最终结果进行了再次核实。工作组不仅确认了之前调查的准确性，还发现了更多证明田维扬清白的证据。例如，在1964年的一次全军后勤工作会议上，贵州省军区的物资管理经验曾被作为典型在全军推广。
1977年5月，军委正式下发文件，对田维扬案作出最终结论：检举内容纯属诬告，田维扬在贵州工作期间，不仅没有一点违纪行为，反而为军队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。文件特别指出，这起检举案的调查处理，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。
1978年1月，在昆明军区的一次离退休干部座谈会上，已经退休的田维扬第一次公开谈到这个检举案。他说的最多的，是感谢王宗槐等在特殊年代坚持原则、主持公道。
这起检举案的，成为中国军队历史上一个独特的案例。它不仅还原了一段被扭曲的历史，也展示了军队在特殊时期坚持真理、主持公道的可贵品格。时至今日，这个案例仍被军队政法部门用作教材，警示后人在处理类似问题时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。
1979年，军委决定将这起案件的全部档案材料立卷存档，作为军队政治工作和纪检工作的重要历史资料。这些材料见证了一个时代的风云变幻，也记录了一段寻求真相的艰难历程。
